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全书以《魏书》30卷叙魏事兼叙三国时期历史全貌，以《蜀书》15卷、《吴书》20卷分叙蜀、吴史事兼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冗杂之感，反映出陈寿对史事取舍的谨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练。有人评论《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69]。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如上述记魏晋禅代事只写“如汉魏故事”五个字。如写曹操、刘备心态：“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按袁绍字本初——引者）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70]写袁绍的浅薄和曹操的深谋：“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献帝都许昌。以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71]。这两件事，寥寥几笔，把人物的气质高下、风貌各异写得淋漓尽致。陈寿还善于通过写人物的对话指陈形势、论辩是非，如以荀彧同曹操的对话分析了曹操与袁绍双方的形势，以王粲同曹操的对话分析了曹操、袁绍、刘表三方的形势，以诸葛亮同刘备的对话估量了形势的发展和刘备应采取的对策，以王肃同魏明帝关于《史记》的论辩说明“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72]，等等，都写得十分精彩、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