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发生可作为结论的如下之特殊事实，即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东方及古代经济的理论不同，公开实行于反资本的经济理论之领域中。
教会之经济道德态度可在由阿里乌斯教传来的对商人之见解中：“商人始终不会赢得神的欢心。”至15世纪时，此条文依然存在。之后，佛罗伦萨因经济关系变迁的压力，一般人逐渐开始为调整这个条文而进行努力。一切反对资本主义趋势的天主教伦理与路德派伦理，本质上均基于对资本主义内部之非人格化关系的厌恶。此非人格化关系可将世间某些事情置于教会及其势力范围的影响之外，根据它们的伦理观念进行改造。在伦理上，领主与奴隶的关系可受道德准则的直接管束；然而抵押权者与作抵押品的财物间的关系，或证券与背书人的关系之伦理化，则并非不可能的，但亦为非常困难的。由此所产生的教会意见之结论，基于公平价格的原则，禁止价格过高、讨价还价及自由竞争之中世纪经济伦理，确保所有人生存的机会。
并非如桑巴特所云，破坏此种思想束缚为犹太人之力。中世纪时犹太人的地位自社会学的见地视之，与印度种姓阶级的最下级者相似，即他们是一种卑贱的民族。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以宗教的来世观视之，种姓秩序具有永久性。个人虽然能以轮回的方法往生于乐土，但此只限于种姓秩序的内部。种姓乃是永远不变的，若有想脱离种姓阶级者，即将遭永劫之罪，被打入地狱之中。不过犹太人的来世观则以为在将来世界中，阶级关系将与现况相反。在现世，犹太人或许因其祖先的罪业之报应而背上了卑贱民族的烙印；此种状况通过一种社会革命始能脱离。中世纪时，犹太人为一外来民族，他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不能加入任何城市市民团体；他们不能参加圣餐典礼，因此不能属于联盟。但他们并非唯一的外来民族。除他们之外，基督教商人亦为外来民族，与犹太人同样经营货币交易，与犹太人的地位相同，在诸侯保护之下缴纳贡租，享有经营货币交易的权利。而犹太人与基督教外来民族的主要区别在于，犹太人不能与基督徒进行贸易及结婚。基督教徒最初曾乐于受犹太人接待，与犹太人交好，但犹太人深恐他们的嘉宾不能参加圣餐仪式。中世纪首次爆发反犹太主义时，基督教的忠实信徒被教会会议告诫不得行为不端，所以拒绝了犹太人的招待，而对于基督教徒的招待，犹太人也嗤之以鼻。尤其自埃斯拉及尼希米以来，即完全不能与基督徒结婚。犹太人居于贱民地位的另一理由是犹太人手工业者的存在；在叙利亚曾有犹太骑士阶级，但犹太人中作农民者则完全例外，因为农业的经营与其礼仪的要求格格不入。出于宗教礼仪的考虑，犹太人经济生活的重心完全置于商业，特别是货币的交易上。犹太人的信仰对于法律的知识不啻是一种奖励，他们不断地研究法律，因此最容易与货币交易结合。除此之外，教会禁止高利，严禁货币交易，但一方面因为货币交易为必不可少之事，另一方面，犹太人不服从教会法的管辖。此外，犹太教中维持着原来的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之二元论。它容许向非同胞或非亲属的他国人征收利息，从这种二元论中，又可发生经济上非合理的业务，特别是承收租税及国家的各种政治性筹资。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习得了一种使他们成为有用之人的技能。但所有这些皆是贱民资本主义，并非西方所产生的合理资本主义。因此，在近代经济体制的创立者及大企业者中，几乎找不出一个犹太人；这一类型属于基督教，且只在基督教的地盘上始能有之。不过犹太人的制造业为一种近代现象。犹太人之所以对合理资本主义的产生无任何贡献，原因在于他们处于工业组织之外。如在波兰，在他们做批发商或制造业者时，可以支配多数无产阶级，然而他们不能与行会并存。如《塔木德经》所示，真正的犹太伦理准则为特殊的传统主义。虔敬的犹太人害怕任何改革，与以巫术信仰确立制度的原始民族成员无太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