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海桑集》所记载的种种细节，常有抗命不从、拂逆上意的记录，以文电、书面或当面跟蒋介石讨价还价，讲条件、申述意见等。完全不是想象中，或以前不少文史文章中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形象。
他解剖美国政策之失，论及失败的总责，他以为，国民政府背负十余年中国内乱和八年抗战后疮痍满目的重大包袱，加上一切应付却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地方，美国行政高层又是那样的颟顸，种种疏漏都给对手利用，尤其是“美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做了他人的义务宣传员”，美国的外交人员、远东专家，向其本国所作报告弥漫悲观主义论调，1947年夏魏德迈调查声明可谓总代表。熊式辉以为魏氏多与失意政客等类接谈，以耳代目，被人牵着鼻子走。“美国康他人之慨，又欲以中国来做一次实验”（《海桑集》，484页），就其当时所处位置之所经历而言，他的反思沉痛已极。
至于国民政府悲剧的诱因，乃是抗战之后，民生国力疲惫不堪，这时候归马放牛，修养生息，犹恐恢复之不济，何况兵连祸结，喘息不遑。各方面的势力及外力交相来侵。“我仍欲如抗战之初，以孤军与之周旋，几何不见其势穷而力绌。议者犹以当时政府贪污无能，财政经济濒于崩溃，因选举而愈失人心，军事措施失策，因裁编而更丧工具……为失败之最大原因。此固为一部分事实，而皆盲人摸象，要皆为不识大体各执一端之言”。（《海桑集》，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