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一般性的入世举措外，各教人士还积极参与政治。因为宗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顺利改革振兴宗教，进而创造“一种良好之社会，或优美之世界”，还得依靠政治力量。
佛界人士指出，人间净土可以由人力去创造，但实行起来需要两个重要步骤：第一，“须用政治的力量为实际施设”，即用政治手段开路，扫清社会上的沉渣障碍，为下一步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应依佛法的精神为究竟归趣”，因为政治的能力、成绩有限，“要将此有限变为无限，非求之佛教不可”[7]，只有依靠法力无边的佛教，人间净土才能最后建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抗战爆发前，僧尼就欲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又提出佛教徒应“问政而不干治”、“议政而不干治”[8]，即可以做议员但不可做官，也确有佛教界人士当选为“国大”代表。
佛教界人士还涉足政治思想领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佛教界就纷纷撰文，称赞三民主义。“今三民主义者，能提取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故佛教亦当然依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9]。为了说明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有密切联系，一些人还把二者作了对比，认为佛家的平等主义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互为表里；无畏主义，与民权主义相契合；改良心地主义，与民生主义彼此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