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陶行知进而明确提出文化教育“是民族大众解放的斗争武器”，必须把这个武器从“小众”的手里解放出来，用前进的思想唤起人民大众。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把那些麻醉人民、奴化人民的东西“一扫而光”。什么是麻痹人民的东西？他说有“黄金！ 美人！ 醇酒！ 大官”等诱惑，但是还有比这些“麻醉力”更大多少倍的，是那许许多多的“歪曲的理论”——“博爱！ 爱敌！ 明哲保身！ 听天由命”；“三天亡中国！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他痛斥那时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指出必须把它们清除，“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26]
陶行知在研究苏联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时，指出教育“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都是小众的权利”，大众“受着别人麻醉自己的教育”。他说教育“是人民应享的权利”，但这种教育当然应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倘不是人民生活所必需，那就不能成人民所应享的权利”。“教育若想做到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就得为人民增进幸福而不再是少数掌权者统治人民，麻醉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他从而得出“教育本身必定要起质的变化，才能当作人民的权利看待”[27]的结论。陶行知揭示了教育的思想政治方向决定教育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结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坚定地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思想统治的法西斯教育，反对把儿童、青年和人民大众的头脑裹成“三寸金头”，主张解放学生和人民的思想，实行民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