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观点：“随意点染”与“失事求似”
纵观现代作家们关于历史真实问题的主张，其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应有充分的虚构自由。其中以鲁迅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所以他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1]
鲁迅在这里说得再明确不过，所谓完全根据历史文献、力求做到“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创作，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在创作《故事新编》时，不过是从“一点旧书上的根据”进行自由的发挥与想象，有时甚至是完全“信口开河”。或许正因如此，《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是否真的属于“历史小说”，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可以设想的是，如果鲁迅的《补天》《奔月》《铸剑》等取材于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的作品被历史小说“除名”的话，则不仅会使整个现代历史文学失色许多，而且显现出我们对“历史”概念的见解是何其褊狭：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传入，被中国知识界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史学”，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科学”思想与方法。从五四运动初期史学界兴起的“疑古”思潮开始，现代史学家们普遍奉行的，就是一种实证史学观念。他们把神话、传说乃至古老的民族史诗统统视为“科学历史观”的对立物，无视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其实都未曾完全脱离想象与虚构的这一基本事实。要知道，日本人至今仍坚称自己的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代”，犹太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民族都用《圣经》一类具有神话色彩和明显虚构痕迹的宗教经典来解释他们过去的历史。为什么科学理性可以在这些民族高度发展，却并没有影响他们自身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过于迷信考据得出的“历史真实”与“历史事实”，甚至将自己想当然的“历史真实”与客观事实混为一谈，并视之为不可动摇的“历史真理”，这本身岂不又是对科学理性的亵渎？此种独断性、排他性的实证史观，对现代国人的历史想象与民族自信所造成的伤害，已在今天并会在不远的将来日益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