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也曾经很尖锐地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他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在化学或生物学中，我们不容许自由思想存在，为什么在道德与政治中，我们就必须允许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倘若对所谓“政治真理”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倘若“政治真理”即是指一旦发现之后，由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人类必然会一致同意的那些社会目标（social ends），而诚如孔德所相信的，倘若有朝一日，科学方法自然会发现这些目标，那么，意见自由或行动自由又有什么容身之地？至少，倘若视意见自由或行动自由本身为一种目的，而不视其为只是对个人或团体的知识气氛的一种激励，便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事实上，为什么我们应该容忍任何未经合适的专家授权过的行为？至此，孔德已将自古希腊时代开始，隐含在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中的含义，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了。在原则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只有一种；睿智的人自然而然会领导群伦，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被视为睿智的原因。智者必须运用所有他所能掌握的社会工具，把鲁钝的人引导到正确的路途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容许明白可见的错误，继续繁衍？我们必须使那些不够成熟、未经启蒙的人们明白：“唯有真理才能使我得到解放；唯有在今天盲目地依照明白真理的‘你’所命令的、所强制的去做，未来，我才能明白真理，因为我确实知道，唯有如此，我才有可能像你一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也才有可能像你一样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