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接任上海县县知的危道丰是孙传芳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见社会舆论要求禁用人体模特，随即于1926年4月15日通令严禁。上海《申报》有载：“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禁美术裸体画”。
刘海粟见政府当局屡次使用行政手段禁止人体绘画教学非常气愤，准备拼力再作一次抗争。随即就带病写了篇驳斥危道丰的信，并另附一函《刘海粟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文》托人交给孙传芳。
结果，驳斥危道丰的信被报社发表，在文中，刘海粟引西欧及世界各国有关裸体模特的例证，并加以说明此举是绘画的主要课程，不能废止。刘海粟的文章发表当日下午5时，孙传芳从南京赴杭州检阅军队，途经上海，有人便乘机把“刘海粟请斥危道丰函”递交孙传芳，请示处理。
孙传芳看后，认为刘海粟不顾国情，唆使不懂礼教无知妇女当众裸体，实属“放浪形骸，本应加以禁绝，危知事维护风化查禁恶俗，不但不申斥反而应予表彰。”在场的丁文江、沈恩孚等人思想开放，对刘海粟虽然同情，但是，看见孙传芳思想守旧，固执己见，也不敢再费口舌为刘海粟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