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波利比乌斯实际对历史学科的两个基本命题给以了自己的解答：本质——对人们过去活动的真实记录和解释；任务——实现真实的记载和为需要人提供经验教训和行动的指南。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波利比乌斯的解答对希腊史学不能说是全新的，之前的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类似认识。[225]但波利比乌斯比他的前人更自觉地强调它们，更透彻地阐释它们。
就第一个命题来说，他特别强调求真和原因解释对历史的决定意义，把求真视为历史的质的规定性。他指出：
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正如活着的人或动物若失去双目就会成为废物，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226]
因此，他坚决维护史学的纯洁性，批评历史叙述模仿刻意渲染、空洞无物的修辞学的做法，坚决反对史著以奇闻轶事、以戏剧式的动人文句取悦读者的倾向。他认为艺术风格应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一切以加强真实叙述的效果为转移，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历史不是颂词，二者之间的差别如同实地和剧场布景的差别一样大，唯一区别历史与它在古代的姊妹学科悲剧和修辞学之处就是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