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道》中，韩愈从儒家的正统观念出发，痛斥佛教徒浮食寄生，不事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害；指责佛教为“夷狄之物”，欲“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大有“沦为夷狄”之感；批判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违背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妨碍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因而主张强行予以取缔：“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并用儒家学说对人民进行教化，今后不许度人为僧尼，不许创立新的寺院。
为了反佛，韩愈还运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的理论来与佛、道理论相抗衡。他认为《大学》所提供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原理，是把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讲“修身为本”，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治国平天下，就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体现。因此他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可是佛、道的宗教修养却要求人们遁世无为，这既不符合先王之道，也违背君臣父子伦常，这对维护封建制度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论相对抗，韩愈还杜撰了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但从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他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和发扬儒家思想，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