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朝堂上就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二十亩永业田，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八十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