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喜欢听何建生说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一听就是那种假马列主义者的口气。广播电台有五名记者，只知道何建生是最后进去的一个，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其他几个记者我都认识的，他们的文字水平可能都在何建生之上。有一年，因为编辑部主任采写了一篇小学教师长期调戏女生的案子，教育局找广电局的麻烦，一直闹到县委书记那里，称不该公开报道这样的事情。编辑部主任本来是广电局副局长人选，马上就要任命了，却为这事写了检查，不仅没有提拔成，连原先的职务也免掉了。杀了一只鸡，所有的猴子都胆怯了。何建生年轻气盛，而且做得高明，他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在电台里播出，也没交给报纸发表，而是寄给了政府首脑机关的《送阅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建生转移了风险，让我和唐春山两个责任人承担了。因为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就不大了。反过来看，何建生也把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如果县上领导对他的调查报告予以肯定，成绩当然就是他何建生的。我想，这便是何建生聪明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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