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车后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那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貼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乂有人貼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李觉将军当时已经升为二机部副部长了，他也很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叫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就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职成为王淦昌的随身警卫。文革那十年里，王先生他们一批科学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受尽苦难。外界都不知道，其实那些年正是我国核试验搞得最多任务最重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有多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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