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之学，实阳明所自出，放其言有极相似者。如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居象山，多告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皆与阳明如出一口。
象山之学，以先立乎其大者为主。故于傍人门户，无所自得者，深鄙视之。于包藏祸心，作伪于外者，尤所痛绝。其言曰：“志于声色货利者，固是小。剿摸人之言语者，与他一般是小。”又曰：“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借寇兵，资盗粮。”象山非谓不当读书，亦非谓不当在事上磨炼。特如吾侪今日之居心，则自象山视之。皆不足读书，亦不足磨炼者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
象山与阳明，学皆以心为主，故有心学之称。凡从事于心学者，其于外务必较疏，自省之功则较切；其能发觉心之病痛，亦较常人为深。故其言多足发人深省。象山策励人之语曰：“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又云：“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营营如此？营营的讨个什么？”此等语，真是暮鼓晨钟，令吾辈日在世情路上讨生活者，悚然汗下矣。陆子之访朱子于南昌也，朱子请登白鹿洞讲席，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后刻其文于石。其言曰：“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恐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但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此文滑口读过，亦只平平。细思之，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宜乎朱子谓其“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而能令听者悚然动心，至于泣下也。夫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流俗不察，或曰：是地位为之，遭际为之。斯固然也。然人即至贫至贱，必有可以自奋之途。何以并此而不能为？解之者或曰：“人固有智愚贤不肖之不同，天限之也。斯固然也。然尚论古人，纵观并世，或则立德，或则立功，或则立言，其天资高于我者固多，才智仅与我等者亦自不乏，而何以彼有成而我无成？解者将曰：彼学焉，我未尝学。彼学，我何以不学？流俗或又将曰：地位为之，遭际为之。然则我之地位，我之遭际，果所成就者，必止于我之今日；而我之所以自靖者，已毫发无遗憾乎？无论何人，不敢应曰然也。推论至此，则图穷而匕首见矣。志为之也。天下尽有在同一境地中，彼之所见，此则不见；彼之所闻，此则不闻者。否则同在一学校中，所读之书同也，所师所友亦相同，因天资之高下，学业成就，有浅深大小可也；而何以或为圣贤，或为豪杰，或为中庸，或且入于下流哉？无他。初则好恶不同，因好而趋之，因恶而去之。久之，则所趋者以习焉而愈觉其便安，虽明知其非，而不能去；甚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恶者以不习焉而日益荆棘，虽明知其善，亦无由自奋以趋之；甚或并不知其善矣。此则陆子所谓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者也。人徒见两方向相反之线，引而愈远，而恶知其始之发自一点哉？吾侪今日所志，果何如乎？诚有如陆子所谓先立必为圣贤之志者乎？抑亦如陆子所谓从事圣贤之书，而志之所向，则与圣贤背驰者乎？由前之说，则即陆子所谓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者，何善如之？由后之说，则岂徒不能上进为圣贤，诚恐如陆子所云：更历愈多，讲习愈熟，所喻愈深，而去圣贤且益远也。可不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