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问题是，对于摩尔教授的第三种“定义”我们将采取何种态度。我们能主张“正当”是能够通过被还原为比它自身更小的组成部分而被定义的吗？乍一看来，这好像是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正当”的定义——将它定义为“产生对行为者最大可能的快乐”或“产生对人类最大可能的快乐”；并且我认为，这些理论正是经常为那些接受它们的人们这般理解的。但是，这类理论的代表人物在理解他们的理论时并非完全一致。边沁看来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当被如此解释时”（也就是“当［行动］意味着与功利主义相一致时”），“应当和正当……以及其他这类词，都有一种含义；否则，它们就没有意义。”［6］并且在其他地方，他还说：“承认（那并不是真实的）正当一词有着一种不是指功利的含义。”［7］然而，正如西季威克所指出的，“当边沁解释（《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第一章及第一章的注释）他的基本原则‘说明了所有那一类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那一类人的利益被当作了上面谈及的人类行为之正当且正确的目的’，我们不能通过‘正当’、‘有利于大众幸福’的观点来理解他真正的意思；因为把大众的幸福当作一种行为目的，将有利于大众幸福这一命题，虽然这不完全是同义反复，但也很难作为一个伦理体系的基本原则。”［8］边沁显然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把“正当”视为“产生大众的幸福”，还是认为产生大众的幸福就是正当行为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原因；并且看来好像他认为这种区别并不重要。据我所知，密尔并没有讨论正当能否被定义的问题。他用“只要行为能促进幸福，它们就是正当的”［9］的方式来阐述他的信条，在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不是什么是“正当”的含义，而是什么是正当行为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其他特征。因此西季威克认为，“正当”或“应当”的含义已经非常基本，以至于不能再做任何形式上的定义，［10］并且，他明确地驳斥了那种主张“正当”意味着“产生任何特定结果”的观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