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