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说，他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政权之下，由二三宠臣主持，必无好结果。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也不能说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全是诬陷之辞。不过归根结底，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子，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符实，也很紊乱。所以除了色目人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年间，他发行的钞票还不算多，继位的皇帝也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
忽必烈推行的政策，也表现着极大的“因人而治”的特色。比如前期，他很重视汉人，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等人，都很得重用。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就无法抬头，虽说他也派人前往江南，揽访人才，但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款待有如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未曾开科取士。至于元朝将人按人种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其他少数民族）为第二等，汉人（最初归顺和征服的汉族）为第三等，南人（长江以南的汉族人，因为他们拼死反抗过蒙古人的征服）为第四等，成为种族歧视很有典型意味的例子。而那时候，据说也开始出现了按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说法，结果教师名列最后，成为“臭老九”，并且这种恶劣的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完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