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说,他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政权之下,由二三宠臣主持,必无好结果。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也不能说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全是诬陷之辞。不过归根结底,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子,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符实,也很紊乱。所以除了色目人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年间,他发行的钞票还不算多,继位的皇帝也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
忽必烈推行的政策,也表现着极大的“因人而治”的特色。比如前期,他很重视汉人,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等人,都很得重用。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就无法抬头,虽说他也派人前往江南,揽访人才,但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款待有如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未曾开科取士。至于元朝将人按人种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其他少数民族)为第二等,汉人(最初归顺和征服的汉族)为第三等,南人(长江以南的汉族人,因为他们拼死反抗过蒙古人的征服)为第四等,成为种族歧视很有典型意味的例子。而那时候,据说也开始出现了按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说法,结果教师名列最后,成为“臭老九”,并且这种恶劣的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完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