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有”，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后来的一个编辑者对于原材料难得有这么大的权利。又如《墨子》分上中下三篇者，显然是三个不同之本，《天禄石渠》校书人分裂为三篇；《墨子》前七篇那样杂糅儒家、道家思想，且竟有“寡不敌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一类与墨家思想恰恰相反的话，还不是校书者故意编造的吗？荀子之编定自然也出自《天禄石渠》：《劝学篇》亦见于《戴记》，不知究竟是何时作的，何人作的。至于《庄子》现存本成立更后了，是向秀郭象的定本，篇数和《汉志》都不合，其中竟有“六经”、“西方圣人”等名词，显然是很后的了，而《齐物论》是慎到、田骈的书，大家日日读《天下篇》而不察觉。秦汉之际，方术家言不绝。并无所谓“古代哲学中绝”一件事，这可于《史记》、《汉书》上见出。当时甚多人传授这学传授那学：墨家在汉文时还是显学，武帝所罢黜之百家多是战国方术之绩，所以现存子家材料那些是周，那些是汉，甚为难定，黄老刑名一流书中，即如《韩非子》，也是一部总集。我们在未审定这些材料之时代以先，是不能自由使用的！